十万进士(5)

手机购彩官方_幸运2分彩集发表于2017-06-23 12:42:01归属于摩挲大地本文已影响手机版

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。在唐代,一切都比较宽松随意,在科举考试的同时托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是常有的事,例如,大诗人王维、白居易、杜牧、李商隐都做过这样的事,如果没人推荐,他们很可能被数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没。在当时,这不算作弊。那种明目张胆的当场作弊,例如,请人代考,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,但禁止也仅止于禁止,没太当一回事。诗人温庭筠据说就是替别人代考的高手,有一次居然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诗卷,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。

到了宋代,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,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,竞争日渐激烈,反作弊也就当做了一件大事。明清两代,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,如果再出现温庭筠这样的“枪手”,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,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,然后再万里流放。

如果是托人推荐,那么,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,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、受荐者、被荐者,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,并全家流放,株连九族。

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,面对那些实物,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,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,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。

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,把必然要考到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,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、腰带、裤子、帽子里。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,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。

于是,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,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,一旦淋雨或者出汗,烂纸污黑也就与可怜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,一团由中国文字、中国文明、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。

作弊挟带的,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。例如,一○一二年的一次考试,搜出挟带者十八人,于是重考,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。由此我一直怀疑,许多主持考试的考官说不定也有未被查出的作弊历史。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,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,也许是因为深谙其诀窍,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查挟带的机智办法。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,一旦有权,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。

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,最终都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。有时还公开悬赏,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。士兵们受此刺激,立时变成凶神恶煞,向全体考生扑来。

到清代,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,甚至还要查看肛门,实在有辱斯文。北方无论是春闱还是秋试,都会遇到寒冷的日子,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袄里挟带,规定一切进考场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,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。一眼看去,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,宛若纷乱的羊群。

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。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一群读书人,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?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?

任何考试都应该反作弊,这没有错。但是,我们中国常常会遗忘一个最重要的前提:一切防范都不应该剥夺所有无辜者的尊严。当人的基本尊严可以被随意糟践时,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?

几百年反作弊的夸张行动也给中国文化本身带来一个毛病,那就是特别注意记忆功能。直到现代,很多人被尊为国学大师、学富五车,基本上都是在称奖他们的记忆功能,而不是创造功能。我认为,这完全是出于那些挟带不成的考生对于不必挟带的考生的佩服,居然延续至今,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式。

反作弊的夸张行动,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间的极度不信任。在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中,考官也不能不战战兢兢。

例如,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会试,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很小的知识性误差。估计当时考官太欣赏文章的立意和文辞了,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。结果,落第考生大哗,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;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尽了脸面,不敢吱声。

又如,清代有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,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,不知怎么就记住了。临到考试,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,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,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,灵机一动,写出一句“自两槐夹井以来”,如此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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